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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前行 中国外语教育40年

2018-12-05 18:16     国际     来自:21世纪英语传媒


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的40年,同样是中国外语教育积极探索、全面深入、成果显著的40年。它是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一个缩影。


据专家介绍,这40年间,我国外语专业教育飞速发展,成绩显著,主要表现为外语语种日趋丰富,外语专业规模不断扩大,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备。从外语语种来看,1966年全国仅有41种,而2018年,仅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已开设98个语种。从外语专业类型来看,原有的英语专业扩展为英语类专业,包括英语、商务英语、翻译专业。从人才类型来看,自198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等专业人才以来,单一的外语技能型人才逐步扩展到复语型、复合型人才。从人才培养层次来看,自1981年国务院批准五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和23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以来,本科、硕士、博士生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都不断提升,2018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已经达到49个。


40年来外语专业教育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有力推动了国家外事、外交、外贸、经济、文化等的发展。



专家 议 “改革开放40年


 

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陈琳

 

作为一个有70年教龄的外语教育工作者,我亲身积极参与了这40年的外语教育改革进程,并对此感到十分自豪。我在回忆这一历程时更觉万分兴奋。40年中以及目前我国的英语教育,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折地发展过来的吗?不是这样的。多年的陈腐思想和习惯,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改变过来的。


首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绝大多数的英语教师是以“语法翻译法”为主要教学方法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采用汉语讲解语法规则和词义,以及把汉语句子译成英语的教法。同时,当年许多教师也是被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起来的,自己的听说能力原本就很差,要他们实施听说法教学,的确很难为他们。在开始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朗文出版社合编的、以推介听说法为主的新教材时,就普遍存在着“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教师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接受很慢。21世纪初,在新课标陆续颁布、试用和实施后,很多教师却从来未曾见过新课标。近十年来,国家教育部门拨出大量资金组织各层次的师资培养(如“国培计划”),这种现象逐步得到改善。


其次,必须着重说明的是:21世纪初以来,反对外语教育的浪潮曾经(至少)两次兴起,甚至有人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抛出“小学不学英语、推迟英语课的开设时间、减少中学的英语课时、降低高考英语在录取标准中的所占分值(从150分减为100分)”,甚至“取消高考英语科目”等提议,呼声不一而足。这些人将中小学生语文水平降低的现象归咎于英语教学消耗学生精力太多。一时间,全国很多英语教师已经开始考虑转业了。当然,随着众多有识之士和广大外语教师的力争,尤其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坚定态度,这些反对之声没有真正对英语教育造成危害。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做好外语教育工作、提高全民族外语水平的新业绩来予以回答。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胡壮麟


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年,给我带来了一个等待了50多年的喜讯。20世纪50年代我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系主任吴达元先生找新生谈话,明确告诉我们,根据国家需要,我们这批新生是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不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下有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唯独没有翻译。甚至在改革开放后,不论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都不提翻译方向。以至闻名中外的翻译前辈许渊冲先生不能招研究生,不能当导师。直到21世纪初,教育部认识到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决心设置这个专业。事实证明,翻译专业有其理论基础,更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和开发。


不论今后称为“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或“外语语言文化专业”,从大数据来看,在大学架构下设置“外国语学院”的高校远远多于“外文学院”。在学术上,我认为至少应有两个学科,即“外国文学”和“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在这个专业下,可设四个方向:语言、文学、翻译、文化。各校可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教师力量自行选择决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 胡文仲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迅猛发展,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还是文化传承与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就我国外语教育40年的变迁与发展作必要的回顾和总结,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与外语教育改革直接或间接相关的3件事:1978年派遣外语教师出国进修、1982年中央电视台播放BBC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以及80年代至今的外语专业教育改革。在我看来,这几件标志性事件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950年底,为了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我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因年纪太小、身体瘦弱,最后被分配到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北外前身)学习英语,时年15岁。1955年1月我在北外本科毕业,之后在翻译班和师资班进修,1957年夏成为北外英语系的一名助教,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从那时起到2014年退休,我在北外共计工作了57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从一个不会教书的小助教成长为一名英语教授,从本科教师做到博士生导师,从只知课堂教学到关心国家外语教育事业为国家做咨询工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励人、锻炼人的过程。


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顾过去的人生,无怨无悔,对于培养我的母校北外、提携我的外语界前辈充满了感恩之情,对于在外语教育改革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同行好友也致以深切的谢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戴炜栋


40年来,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面对新时代的战略需求,在“一带一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外语专业教育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其次,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语教育教学和科研创新也提出更高要求。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与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不相匹配。


再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对教学科研提出更高要求,单打独斗式研究已不适应跨学科、超学科的发展趋势,低水平移植模仿类研究应向探索创新式研究转变。


最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师资和学生的国际化培养提出更高要求,而各类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也重视国际化程度这一指标。譬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中,国际化(international outlook)指标占比7.5%。如何推行国际化理念,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需要深入考量。



内容来源:《21世纪英语教育》295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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