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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伟:当时只道是寻常 | 庆祝改革开放40年·述说

2018-10-22 22:24     国内     来自:广东电网微发布


杨文伟

       1945年8月出生,广东大浦人,原广东电网公司助理巡视员。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沈阳变压器厂、韶关冶炼厂、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机关、沙角C发电公司工作。2006年退休。

2018年10月13日杨文伟参加本部离退休人员敬老节茶话会。

您是先去沈阳变压器厂,然后去韶关冶炼厂,再到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工作的吗?

答:没错,我一生工作过三个单位。


1968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原想南下回到家乡广东来,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身不由己,被分配到了沈阳变压器厂。


后来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并结婚,她当时在韶关工作。1975年,韶关冶炼厂去沈阳招人,我得知后就夫妻分居两地为理由提出调动申请,组织关照,最终如愿以偿。


1981年,我爱人调到了南方日报社工作,我也就跟着来了广州,进了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别人是“夫唱妇随”,我是“妇唱夫随”。

您之前单位都在技术岗,怎么到省电力局却做了秘书呢?

答:当时省电力局很缺会写重大文稿材料的人,学理科出身的,文笔不太行,写出来的东西像流水账;学文科的呢,又不熟悉电力,有时候开个会,连大家说的一些专业名词也听不懂,弄出来的东西上不了档次,甚至贻笑大方。


领导见我是科班出身,技术岗做了这么多年,专业方面肯定是没问题;又见我爱人是报社记者,硬说我这个记者家属,耳闻目睹了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文笔应该也过得去。就这样,从没摸过案头笔的我,就去了办公室当了一名秘书,干起爬格子、搞材料的营生来了。


当时办公室就两个科室,一个是秘书科、一个是档案室。


秘书科的科长和副科长手下只有两个兵,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几个人要对接9个局长、2个总工程师,这在平时还勉强可以应付,但到了年中或年末就不行了,各种工作总结、情况汇报之类的文稿很多,一忙起来基本上好几天都不用睡觉。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写东西都是先手写,再打印,然后交科长修改、主任审核,最后才交领导审定,每改一次都要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一篇材料从起草到最后定稿,要反反复复折腾四五次,有的甚至十几次,很是磨人。


当时秘书圈里有这么一句话:“没昏没晓、没完没了、没饥没饱”,确实是这样。


1996年,杨文伟在办公室工作照。


作为广东电力办公系统的老前辈,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答: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主要有这么两点。


首先要谨慎。


谨慎是因为在办公室工作,不论是秘书还是主任,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别人理解为领导的意思。所以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心里都要有数,不然很容易惹麻烦。


当然,要谨慎并不是要你什么都得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什么都不敢说、不敢做。


记得是1996年,我跟着省政府钟启权副省长、省电力局吴希荣局长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研究核电价格问题的会议。


车子沿着府右街进入中南海西门,左拐右拐,来到国务院会议室门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经理邹家华主持,参会的还有一些部委负责人。


当时大亚湾核电站已交付生产,但香港没办法消纳大亚湾生产的全部核电,所以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有广东要不要、能不能按照上网价格收购大亚湾供给香港后的剩余核电。


要知道,现在核电比起火电、煤电等上网价格都偏高,更别说十多年前,当时在广东水电、风电等销售电价是3毛多,可核电上网价格是五毛多,要是将核电全部收下的话,广东起码得亏20多个亿,这还不算线损、电力设施维护等费用,广东根本受不了。


但当时的北京高层不是这样理解,而是觉得广东不肯让利。


会上,邹家华就直接问:“广东为什么不实行峰谷电价?”话音一落,会场上顿时陷入死寂。我看这样沉默下去也不是事,就腾得一下站起来,鼓起勇气说:首先,峰谷电价不符合广东用电负荷特点,广东以轻工业为主,峰口差别大。其次,小水电多,一般是高峰期自用,低谷期给供电局。最后,核电24小时平均送上,没办法平衡。


邹家华听后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后来大家都知道,大亚湾核电站所生产的电力70%输往香港,广东消纳30%至于当时我说那番话,究竟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我就不太清楚,也无从考证咯。


其次是创新。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喜欢接触新事物、尝试新东西。在办公室这些年,我觉得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一手推动了办公自动化,说起来你们现在还在受益呢。


以前没有电脑,我们写东西都用钢笔在稿纸上手写,俗称“爬格子”,写完后交打字员用老式铅字排版打印机,没法保存和修改,一有改动就必须从头再打,费时费力。


我当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为提高办公效率,我密切关注市场上办公自动化设备与技术的更新换代,从复印机到传真机,从四通打印机到激光电脑自动排版机,从电脑的单机操作再到OA系统的建立,我花了不少心思与精力。


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阻碍,譬如打字,很多老员工已经习惯了用手写,要他重新学打字,心里头有些抵触、甚至抗拒。


于是我就组织举办全省打字比赛,督促他们去学新技术,进而推动办公自动化。可以说,当时我们电力的OA系统推广应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


经过多方调研,广东在1987年后走上了一条“以电办电”的道路,您可以说说当年调研情况吗?

答:广东的改革开放比较早,国家给了广东一些特殊政策,设立特区,引入外资,鼓励民营,整个经济社会一下子红火起来,各行各业用电需求猛增,但电力建设却跟不上这种发展节奏,一直在拖后腿。


当时缺电到什么程度,你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省内许多地方工厂每周实行开三停四,有的农村一周只能用电一天。在广州市,居民频频向市长专线电话告急,最多一天打了100多次。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省长叶选平说,想发展,不能没电,在广东,要不惜一切加快电力建设。


为破解电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跟着省体改办的一位副主任,用了五六个月走遍了全省各地级市进行调研。之所以要我一路陪同,是因为我能把有关电力方面的专业问题说清楚。摸清了情况,找出了问题所在,就能对症下药。


1987年3月,省委省政府同意广东电力工业局实行“投入产出,以电办电”发展目标承包制。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省电力局原来上缴的“三税”(供电环节产品税、所得税、调节税)和征收的电力建设费全部转为电力建设专用基金。有了这笔钱,电力建设一下子就活起来了、火起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感觉这是广东电改史上步子迈得最大的一次,取得成效最大的一次。这个“承包制”前后一共实行了15年,正是这15年,广东电力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985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高来高去”搞活广东电力生产建设》,说广东正在实行多渠道筹资、多方面办电的改革方法。这篇文章在《中国电力报》上发表后,在全国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其它省的供电部门和行业的人来广东取经,但回来以后都没成功。


因为这种搞法,当时除了广东省,哪个省都行不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走的路子太过超前了,因为没有哪个省(区)有广东省委省政府这样大的决心和魄力。

1994年,广东省开始管理和规范电价,让农民用得起电,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电力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地方小火电上网电价高,用户负担重。尤其是农村,有的地方一度电3元多,农民用不起。


1994年4月,省物价局、省电力局共同组织几个电价调查组,对肇庆、惠州、汕头等10个市,以及其管辖下的20多个县(市)、30多个镇(乡)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分析,然后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我省目前电价情况的调查报告》。


报告总结了全省电价偏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由省政府出面,运用行政、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综合治理。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吴希荣局长向朱森林省长汇报有关电价、小火电、农电管理方面的情况。原本只给我们半小时,结果用了两个半小时。吴局长汇报时,朱省长听得很仔细,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在一旁作解答或补充。


不久,省委省政府以粤府办〔1994〕40号文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电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广东省农村用电和电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这剂电改“良药”虽然没有1987年“以电养电”的政策下得猛,但它奠定了广东电价的基础,意义也很大。


广东率先开始电力改革时,您时任助理巡视员兼办公室主任,当时做了哪些工作呢?

答:从2000年到2002年,广东电力体制改革大戏一幕接一幕。


先是政企分开,再是厂网分家,还有卖电厂建电网、电网筹备上市以及竞价上网这几件事。期间,我直接参与的是厂网分家。


众所周知,改革是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做起来并不容易,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厂网分开也不例外。


当时广东电力工业局马上成立了厂网分开联合工作小组,由我负责员工去向分配工作。


8月8日,游宁丰副省长正式为新成立的广电集团和粤电公司揭牌。


我们工作小组,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制定了新公司组建方案、资产分开方案、人员安排方案、机要设置方案和企业章程的,办理了两公司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筹办了两公司成立揭牌庆典仪式等,工作节奏紧凑而有效。


2002年12月29日,杨文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电力新组建会议。

听说您作为南方电网公司筹备工作组成员,参与整个组建的过程?

答:2002年2月,国务院以国发〔2002〕5号文发布了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按照厂网分开、主辅分离的原则,组建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建设投资企业。广电集团公司划归南方电网公司。


随后,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思平牵头,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筹备小组下面又按财务、人资等部门分了好几个工作小组。


那时,我刚从沙角C厂调回,也加入工作组,主要负责南方电网公司的章程起草。为此,我们先后去了云南、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广泛听取意见,与各省(区)政府商谈组建方案。另外,还去了国家电力公司,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和做法。


当年,在深圳大梅沙,张思平副秘书长牵头召开了五省讨论南网组建方案和章程的会议,我担任会议记录人。


到了9月,中央又下文成立南方电网公司筹备组,具体负责南方电网公司筹备组建工作,原先省政府成立筹备组解散。


新的筹备组组长由当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南方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袁懋振担任,我在筹备组下的一个工作小组担任副组长,协调组长曲曙的工作,主要负责起草公司章程和组建方案。起草完成后,先交给广东省政府修改,然后递交给筹备组,最后由筹备组呈报中央。


2002年12月中旬,我和曲曙就来到了北京,等方案的批复。12月29日,我们接到消息说,不批了,先挂牌成立,挂牌大会就在人民大会堂。于是,我和曲曙赶了过去,参加了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公司大会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就站在会场中央的主席台上,宣布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等11家新公司正式成立。


当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次会议,其影响竟会是那么的深远,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记得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当时只道是寻常。每每想起上述的一幕,我现在常常还有这种感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栏目

自10月15日起,广东电网开设了“庆祝改革开放40年•述说”、“庆祝改革开放40年•数说”、“庆祝改革开放40年•术说”等栏目,从人物口述、电力数据、电力科技发展等几个角度向大家全面呈现广东电网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与发展。


 “庆祝改革开放40年•述说”栏目通过广东电网电力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口述,共同回望那段影响至深的历史岁月,再现电力改革开放的青春芳华。


编辑:欧阳逸雪

采访整理:欧阳逸雪 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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