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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海水稻最近遇上了点麻烦...

2018-08-07 10:10     互联网     来自:瞭望智库


“网红”海水稻最近遇上了麻烦。


海水稻是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一种耐盐碱水稻,研发主阵地在青岛。今年,它已经开始了全国大范围试种。在去年的测产中,海水稻表现不错——一种编号为YC0045的水稻材料最高亩产量达到620.95公斤,超出预期的300公斤。



但近日,我国著名水稻专家凌启鸿发表学术文章指出,切不可因有了海水稻而过于乐观。之后,又有公开报道质疑,“海水稻”名不副实,它与海水并不沾边。


这些声音让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感到无奈。该中心技术副主任米铁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人闭门造车,靠想象进行评论,“不负责任”。


记者梳理了围绕海水稻产生的种种争议。其实,海水稻的科学意义毋庸置疑,只是在宣传手段和推广路线上,还有可待商榷的空间。


文 | 张盖伦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技日报”(ID:kjrbwx),首发于2018年8月6日,原标题为《炒概念名不副实?关于海水稻,这些问题你需要了解……》,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取名海水稻是不是在“炒概念”?





我们觉得最有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名字。”中国种子协会顾问李立秋挺困惑,“如果跟海水没关系,为什么要叫海水稻?”


此前,青岛海水稻团队反复强调,“海水稻”并非按字面意思理解的在海水中生长的水稻。它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可以长在盐碱地和滩涂。


李立秋对这一解释并不买账:“我没有听说过这种俗称,耐盐碱水稻就是耐盐碱水稻,怎么成了海水稻?”从事水稻育种工作多年的天津农作物研究所专家童继平也告诉记者,在业内,并没有将耐盐碱水稻称为海水稻的惯例。


误解已经产生。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之前入驻了某新闻平台的“问吧”与网友互动。大量网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种水稻可以直接用海水灌溉吗?


既然容易让人“脑补”,又为何如此取名?


“因为有新闻性。”李立秋直言不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就在研究耐盐碱水稻,全国有多支不同团队在做。如果不取个新名字,就没这样的轰动效应。”


对名字引发的轩然大波,米铁柱表示难以理解。“有必要因为名字有这么大意见吗?好,那我们不叫海水稻,我们叫淡水稻、凉水稻、开水稻?”针对是否靠名字博出位的质疑,米铁柱说:“对这种莫须有的指控我们无法回答。”他再次强调,取名海水稻,是为了通俗易懂。


在专家看来,除了有“炒概念”的嫌疑,这一名字还容易造成混淆。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提到海水稻,业界通常认为它指的广东湛江科研人员陈日胜培育的“海稻86”。


因为是内河入海口的海滩涂地里生长的稻种,所以我给它取名为‘海水稻’。”陈日胜告诉记者,他认为海水稻的许多基因与普通稻子不同,是非常好的水稻育种材料资源,其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6年。


不过,“海稻86”没有通过品种审定。也就是说,它还在试验阶段,尚无法进行推广。“我做这件事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没有政府部门支持。”陈日胜说。


此“海水稻”是不是彼“海水稻”?米铁柱给出了明确回应——双方没有任何关系。“对陈日胜的工作,我们不做评价。” 陈日胜则回复记者称,国内应该有很多育种团队用过他的海水稻材料,至于青岛有没有用到,他不清楚,在没有确切数据分析之前,不能判定有没有关系。


2

种海水稻是否耗费大量淡水资源?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试种海水稻时,用了海水+淡水混合的方法,配置出不同浓度的咸水,来模拟自然界中不同盐碱地的情况。比如前文提到的YC0045,其生长全周期内水田含盐量浓度就控制在0.6%。


“如果是这样,这一品种的耐盐性还是比较好的。”童继平给予了肯定。不过,海水的盐度通常为3.0%到3.5%,远高于0.6%。如果要配比灌溉,淡水也得占到灌溉水80%以上。凌启鸿在上述《盐碱地种稻有关问题的讨论》中指出,这意味着,耐盐水稻品种还是需要充足的淡水灌溉作栽培保证。按照每亩稻田用水量在800到1200立方米之间计算,即使用“淡水+海水”的方式灌溉,也得从内地向沿海建设长距离淡水输水工程,投资巨大,缺乏大范围推广的现实性。


“我们既然是要在多地试种,那就是要用当地的水土和环境。”米铁柱说,“在青岛,我们用淡水和海水混合,是为了建立实验环境;但在其他地方试种时,我们当然不会继续用这种方式。我们是在真实的盐碱地中种植,不存在调水的问题。”


至于是否会消耗大量淡水,米铁柱表示,这要看怎么理解“淡水”


传统农业生产用水的含盐量不能超过0.1%,但如果种植海水稻,含盐量更高的水也能用于灌溉。米铁柱举例说,新疆地区的高山融水,流经地表盐度高的区域后,其携带的盐分就会随之增高,盐度一旦高过0.1%,就无法用于农业。“但在海水稻上,这种水就能继续用。”


米铁柱向记者强调,相比在盐碱地上种植普通水稻,海水稻并不会耗费更多淡水资源。“同样是盐碱地,因为海水稻耐盐度高,就不需要用大量淡水洗盐;而且,我们还能利用大量传统农业所不能用的水资源。”

3

良田都抛荒,盐碱地种稻有商业化推广价值吗?





据米铁柱透露,明年海水稻将进行“区试审定”,审定通过后,海水稻就能作为商业品种,面向农民销售。


而李立秋和童继平都认为,从目前来说,推广海水稻的需求并不迫切。


“种水稻的比较效益不高。”童继平的老家在安徽,他亲眼看到,很多水利条件不好的良田已经抛荒。相比守着一亩三分地,农民更愿意出门打工。如果开发盐碱地种稻的经济效益不高,农民就很难有积极性。


而且,我国不缺水稻。李立秋表示,今年我国在水稻种植面积上比上年压缩了1000多万亩。


但对于海水稻的商业化前景,米铁柱信心满满。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提出,其长远目标是要为国家增加1亿亩耕地,多养活8000万人口。“商业化推广的效果如何,要交给市场去检验。充分的调研表明,海水稻的潜在市场需求非常广阔。”


米铁柱指出,有良田抛荒,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开发新的土地资源。“土地抛荒的本质原因是经济效益不高。不能因为有土地抛荒了,就否认开发利用盐碱地的价值,这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至于经济效益的问题,米铁柱认为无需担忧。“我们有大量成片盐碱地可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种植,这比分散、传统的农田耕种成本要低,效益更高。”


那么,我国有增加水稻产量的需求吗?


“我国也许不缺普通水稻,但海水稻是能满足高端需求的水稻。”此前报道介绍,盐碱地中微量元素比较高,海水稻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稻高,再加上其生长过程中少受病虫害侵扰,可以做到天然绿色。“现在一直在说产业升级,说供给侧改革,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米铁柱说。

4

科学上有意义,宣传上要克制





海水稻的另一大亮点,是它的亩产水平。


2017年经过小面积测产,有试验品种的亩产量达到近621公斤。这一数字也在之后的报道中被反复提及。但始终没有明确的是,所谓的“小面积测产”,究竟是种植了多大面积?


米铁柱向记者确认,这一材料的实际种植面积为四五十平方米,测产了几百株,亩产量为折算而来,是一个“理论评测结果”。


这就应该说清楚,否则容易引起误会。”李立秋说。


李立秋反复强调,从长远来看,我国的耕地面积确实不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刚需,但耕地红线的坚守也是底线。如何利用目前不能利用的土地,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个大课题。所以,研究耐盐碱水稻,做粮食安全的战略技术储备很有必要,从学术上来讲,他支持深入研究。也许有一天,我们还真能研发出适应高盐环境的真正的海水稻。


“抗盐水平不错,产量水平也不错。”童继平坦言,从耐盐碱水稻研发的角度来看,海水稻确实有所突破。

但让专家们“意难平”的是“浮夸”。“本来这些年,科技界就有浮躁之风。做研究可以,但别总想着‘抓眼球’。拿商业营销那一套来做包装,就丢了科研工作者应该有的严谨、客观。”李立秋说,这才是业界专家跟海水稻“较劲”的主要原因。


拓展阅读


《科技日报》往期优秀文章回顾:


张双南:中国科研人员申项目时常被问“外国人都没做过,你做这个干什么”


质疑,在张双南看来,正是目前中国科技界最缺乏的科学精神。


本文转载自《科技日报》,原文首发于2018年6月6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质疑乃科学精神之核心


张双南把科学精神总结为六个字:唯一、独立、质疑


所谓唯一,即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科学规律,而科学规律是唯一的。所谓独立,即科学规律独立于发现者,不管谁来做科学研究,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罢,在方法正确的前提下,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是相同的。所谓质疑,从字面上看是最容易理解的,但张双南认为,它恰恰是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两个字。


“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离不开质疑。”张双南说,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每一个重大科学理论的诞生都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新理论对旧理论的质疑,甚至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难以擦出真理的火花。


但在中国科技界,似乎缺乏这样的习惯。大家讲究中庸之道,讲究以和为贵,在潜在的气氛中对批评和质疑是不鼓励的,因为这样会“伤和气”。张双南认为,这并非中国科技界独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然。


张双南曾想办法以图改变这种风气。几年前,他尝试举办“学术批评论坛”,邀请和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对自己提出学术批评。“既然不方便当面批评别人,那就邀请别人来批评自己好了。”这是张双南当时的想法。遗憾的是,这个“学术批评论坛”只办了一次,之后便难以推行。


张双南观察到,质疑精神的缺失,使科技圈出现不少怪现象。科研人员不但很少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争论,对国外的学术思想更是缺乏批判和质疑。在申请科研项目时,首先会被问,这种研究外国人有没有做过?跟踪外国人的前沿研究容易通过,也容易出成果。假如外国人没有做过,就会被问,外国人都没做过,你做这个干什么?


长此以往,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在科研领域,很多原创思想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人则负责实现它,或者进一步提升它。用张双南的话说,外国人负责“挖坑”,中国人负责“灌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这些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原创性思想或成果却很少。换句话说,他们的论文所涉及的“坑”,都是外国人挖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挖的。


张双南(图源:中科院官网)


2.解铃还需系铃人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擅长质疑吗?


张双南以前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提出一个要求:每个学生每堂课必须向他提一个问题,越尖锐越好。最近他又在中国科学院开了一门关于科学方法的课程,也提出同样要求。他发现,在鼓励批评和质疑的课堂氛围下,学生们常常与他进行热烈讨论,有时甚至会和他吵起来。这让张双南感觉非常好。


“所以不是中国人缺乏质疑的能力,而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不鼓励批评质疑,慢慢把大家的棱角磨平了。”张双南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张双南认为,质疑精神的缺失源于文化传统,质疑精神的培养也要从文化入手,形成鼓励批评质疑的氛围。


在教育层面,张双南发现,学校倾向于给学生灌输科学知识,但很少告诉他们,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首先要培养他们分析、批判、质疑的能力。


张双南提到了人们常讲的“文化自信”。在他看来,真正的自信,就是既敢于接受批评质疑,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不足,也敢于批评和质疑他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科技界:应该既欢迎和鼓励国内同行之间互相批评质疑,也要敢于批评和质疑国外同行的学术观点。


“没有质疑,科学精神无从谈起。没有科学精神,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不会成为先进的文化,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有自信!”张双南总结说。


发展离不开质疑,进步离不开批判


质疑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转载自《科技日报》,原文首发于2018年6月6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笛卡尔说,一切感官获取的知识都是可以怀疑的,唯有怀疑本身不可怀疑。就人类已知和未知的比重而言,真理的海洋仍以神秘姿态示人。合理质疑科学发展中前人的成果,不先入为主地迷信书本和权威,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和已有观点,正是科学的精髓所在、价值所在。


纵览人类科学发展史,一个个勇于质疑的科学家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哥白尼的质疑将宇宙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尽管又有后人质疑“日心说”,如是往复延续,人们才得以不断地探索和认识宇宙;伽利略的质疑推翻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开实验科学之先河,人们才得以广泛运用实验观测和数学推理,进入现代物理学殿堂;如果爱因斯坦不曾质疑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就无从产生……质疑如一股强大动力,激活创造性思维,从而推动科学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


不仅科学自身的发展如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如此。科学是文明进步的基础,质疑则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良药苦口利于病,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求我们用好质疑这一剂良方,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不断校正发展的航向。


当然,质疑本身也需要科学的精神。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过犹不及,“质疑”不等于盲目“怀疑”,更不是毫无根据的全面否定。质疑实质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方式,有助于发现前人科学探索中的缺陷、漏洞以及经不起检验、不完全适用之处等。


质疑需要独立理性的思考。质疑已有理论或成果,是一个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并着力解决问题的过程,而非随意向别人提问。质疑他人的同时,也要质疑自己下过的结论,甚至质疑自己的质疑。如是,对以往的成果进行合理扬弃,而非简单“师承”,方为质疑应有的科学态度。


探索未知,道阻且长,多一些科学的质疑,才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观点和成果,才可能碰撞出更多更好的创新火花。现在,中国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奋进,我们迫切需要勇于质疑、科学质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质疑最大的“敌人”恐怕是我们“自己”。对科学而言,合理质疑的缺失甚至比在罗马鲜花广场等待布鲁诺的火堆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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