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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事】上海这几家网红面馆,都从这个国家带回了传奇秘方

2017-12-05 11:41     军事     来自:新闻晨报


天山路上的友友面馆,有一道泡菜辣酱面,“欢喜的人只吃这个,不喜欢的人吃一次就不吃了”。

长乐路上的金刚饮食店,辣肉面是一绝。

斜土路上的明呈黄鱼面,霸气十足,广告语写的是:到撒地方气缺咖好切额黄鱼面(到什么地方去吃这么好吃的黄鱼面)。

沪上这几家人气面馆的老板都是上海爷叔,个个衣着不俗,打扮时髦,对身材管理得很好,没有长成油腻的中年人。

仔细一问,他们竟然有一段人生经历高度重合。

是段怎样的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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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天山路上的友友面馆,是家日式拉面店。店面才20多个平方,墙的两边分别挂着中文和日文菜单。说是菜单,其实是一张张图片。画在最右手边的泡菜辣酱面,老板杭在洪自己也很喜欢吃。

面馆算沿街店面,但和马路隔着一个大花坛,要不是特意找来,很容易错过。

早上十点多,店内依旧很安静。杭在洪在账台后的厨房区切叉烧,妻子邵梅准备日式煎饺的馅料。


杭在洪在厨房区忙碌


杭在洪1962年出生,戴一顶鸭舌帽,穿着工装裤,装扮显得年轻而时髦。

金其刚在长乐路上开了家上海面馆,名叫金刚饮食店,店里辣肉面是一绝。冬日里,他系着围巾在灶台上放浇头的样子,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他不是置身在一爿嘈杂的上海面店中,倒像是一家日本拉面店的老板。

孙林泉开在斜土路上的明呈黄鱼面馆,店如其名,专做黄鱼面。他喜欢穿黑色修身的夹克或毛衣,也爱戴鸭舌帽。“老朋友碰头,就我看上去最年轻。”他笑得挺得意。

还有一家既做日式拉面又做上海面的小店,老板精瘦,身材管理得很好。深秋,外面阴雨,他却身着一件背心在厨房间忙碌着,像是个元气满满的小鲜肉。

这些开面馆的上海爷叔个个衣着不俗,打扮时髦,对身材管理得很好,没有长成油腻的中年人。仔细一问,他们竟然曾有一段人生经历高度重合:东渡日本。




杭在洪和日本语言学校的老师们


他们当时去日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扒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有一股赴日留学打工潮。

这股浪潮热到什么程度?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扒分”的传说。

“抡大锤的青工,端盘子的伙计,卖西瓜的小贩,忽然摇身一变,穿上笔挺的西装,拎着锃亮的皮箱,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Bye——Bye,大上海!’” 1988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由牧平、苏拓撰写的特稿《“巴拉巴拉”东渡》,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杭在洪就曾是“抡大锤的青工”。1993年他在无线电三十厂的模具车间上班,这可以说是铁饭碗,工作稳定,工资稳定,单位还能分房。

但社会已不再是死水微澜,而是像架在锅上的一壶水,虽然还未沸腾,但底部的热气已传导上来,内部蠢蠢欲动。

杭在洪厂里就有人不来上班了。得了甲肝休病假的人闲着没事,去做生意,做得好,干脆把铁饭碗辞了。也有生产骨干,跑去日本企业开车,拿到的工资是两三千元,厂里三四百元的工资根本留不住他。还有的人忙着办签证,一问,神秘兮兮地回答:要去日本。

周围的人都在发生变化,杭在洪的心也在骚动:是继续在车间里呆着,还是换一种方式去生活。

杭在洪去的是日本滨松


这种心态,和金桑何其相似。

金桑名叫金其刚,早在杭在洪摇摆犹疑前,他就已站在人生分岔路上,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1985年,金其刚36岁,在上钢三厂生产一线工作,翻三班。和很多本分的上海男人一样,早班七点上班,他六点多已经在更衣室换好工作服等着了。守规矩,勤劳,有责任感。

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一成不变地进行着,直到他接到一个电话。“在日本的亲眷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日本留学,他可以给我做担保。他说改革开放了,你脑子要开放点,国内收入少,到外面去看看闯闯。”

金其刚心动了,可要办辞职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你这是全民单位,也肯辞职?你要想清楚。”单位还是比较人性化,让他办停薪留职,先去日本看看。如果不好,就再回来;如果确实好,半年后再办正式辞职手续。

半年后,金其刚回了一次上海,去厂里正式办理了辞职手续。

“差距太大了,在日本打一天工,抵得上我在上海上一个月班了,怎么还甘心回来(上班)?”

金其刚在日本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进海关的时候,填申报单,海关工作人员看到了数字,又查看了一下他出去的时间,惊讶地问:“钞票真的噶好赚?”

带来的日币换成人民币,由于最大的只有10元票面,他拿着一大包钱去银行存钱。身边又聚拢来好奇的人议论纷纷:“这个朋友怎么这么有钱?”银行里一个工作人员是金其刚的邻居,对“围观群众”解释说:“人家是留洋回来的。你们还在讲去不去啊,人家已经赚好钞票回来了。”

就是因为有金其刚这样带着真金白银回来的先行者,所以到1990年初,出国已不再让人产生“怎能丢弃铁饭碗”的疑惑,而是让人心生艳羡。

杭在洪评价自己 :“我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但即便如他这样,还是申请了去日本留学的签证。

辞职去日本,对杭在洪来说,是大小环境合力的影响。大环境,是社会在变化;而周围朋友组成的小环境中,有一个人去日本了,之后就一个个地把朋友们都带出去了。

身边的朋友都去了,连女朋友都出去了,自己难道不去吗?




杭在洪在自己的店里


如果杭在洪和金其刚碰头,或许他们会滔滔不绝,惺惺相惜。或许,他们只是,默默坐着,相对无言。

在日本的那段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也正因如此,或许一切都已不必言说。

外人看到的是,金其刚在日本打工两年后带回来的一大包钱。

外人羡慕的是,杭在洪好去日本赚钞票了。“那时出国就差敲锣打鼓了。”家里叫了一辆面包车,父母兄弟、同事好友坐了一车,送他到虹桥机场。在不舍的离别中,也有羡慕:“你好变‘万元户’了。”

杭在洪在日本呆了16年。等到他2009年回上海的时候,就像金其刚一样,也带回了一笔钱。这笔钱沉甸甸的,但并不是拿在手上的分量,而是压在心上的重量。

金其刚到东京第三天就在拉面店找到了打工机会。每天除了必须要上课的三个小时,其他时间他都用来打工。他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规划好路线,宿舍、学校、拉面店,时间常常卡得正好。不用读书的日子,他打两份工,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骑车回到宿舍,一倒到床上就睡着了,洗脸洗澡都顾不上。”

那时他们去日本,都要找担保人。一些日本人为了找到吃苦耐劳又廉价的劳动力,愿意做担保人,但条件是要保证在他那打工。

杭在洪的担保人是一家豆腐厂的老板。在豆腐厂工作的同时,他在骑摩托车40分钟的距离处,找到了一家拉面馆的工作机会。

杭在洪在日本骑的车


他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先在豆腐厂打工,下午赶去语言学校上课,下课后骑着摩托车赶到拉面店,从晚上5点多做到半夜。

他们的目标都是赚钱,赚好钱就回国。语言学校,只是他们为了维持在日本的合法身份,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那里,基本都是趴倒在桌上补觉。

也亏得他们当时还年轻,能承受住如此沉重的工作强度。只是,那日积月累的疲和乏,还是一点点地渗透到了他们身体里。

十多年前,金其刚突发脑梗,倒了下去,醒来半边身子瘫掉了。他认为,中风和他的高血压家族病史有关,也和在日本的经历有关。

“日本回来的很多朋友都生了坏毛病,胃出血、癌症的都有,太疲劳了。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太大。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没看到过这么多钞票,老诱惑人的,就想多赚点钞票带回上海。时间就是钞票,做的时间长,钞票就多。”

杭在洪第一次回国探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拍片子,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可怎么可能,他在豆腐厂的工作,是搬起一大盒做好的豆腐,几十斤,“啪嗒”一声把它翻过来。生产线上,豆腐一盒盒过来,差不多一分钟就要翻一次。

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腰疼得根本起不来,但没法休息,只好靠着墙慢慢挪去上班。

做得怨,感到压抑,有一次杭在洪气得一巴掌把豆腐打碎,以此发泄。但也仅此而已。

靠时间和体力赚来的这些钱,带回来,就要好好想想用来做什么。

金其刚是前辈,他的话多少说出了这几位面店爷叔的共同心声:“啥地方都可以投资。做餐饮,开酒吧,私营小厂都可以。有些日本回来的朋友建议我开个酒吧,讲好赚钞票。但是我想稳当点。开酒吧有很多灰色的东西,我只想老老实实做生意。也可以投资开公司,但我想了想,自己文化层次不高,亲戚朋友圈子里可以帮我的人也没有,不好开。加工厂,像家具店、沙发厂,尽管利润高,但我是外行。”

“我想自己在面店两年做下来,餐饮我是内行了。而且不管怎么样,老百姓总归要吃的。辛苦是辛苦,但其它,我不是那块料,只有勤勤恳恳做小生意,本本分分把一爿店守守好。”




杭在洪店里的柜台


那个年代大部分去日本的人,都曾在拉面店或居酒屋打过工。

拉面店的工作,初到日本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对语言要求并不高,只要背熟菜单,会说“欢迎光临”就可以了。

况且日本小小的拉面店多得是。一个大叔在街坊邻里找个小小门面,请一两个帮工,一家拉面店就开出来了。

金其刚打工的门面和他现在饮食店的门面差不多大小,开在东京的步行街上,周边都是商场,生意很好。店里有四五个员工,厨房里就他和老板两人。他负责洗碗,切配,忙得连轴转。

金其刚是个优秀员工,除了语言不大“灵光”外,其他都很好。工作认真,勤恳,不偷懒,所以老板很喜欢他。

杭在洪刚开始在拉面店打工的时候,只是做招待。老板给他做了顶帽子,上面写:中国人杭。客人们看到了,会刻意地放慢语速。


日本打工学到的手艺回来后用上了


和金其刚一样,杭在洪也是属于那种脑子活络、做事仔细认真的上海男人。很快,他就能独当一面了。之后,店长把厨房里的那一套手艺完全教给了他。

在上海从来不做饭的杭在洪发现,自己做菜有点天赋。吃过的东西,他能遵循着回忆把它还原出来。

就说那碗他每周都会去吃一次的泡菜辣酱面吧。在他开面馆后,想把它做出来。于是买来市面上的各种酱油和辣酱,调配出了最接近的味道。“这是很有个性的面,欢喜的人只吃这个,不喜欢的人吃一次就不吃了。”


墙上贴的菜单


还有一款京葱纯汤面,是他在日本专门的京葱面馆里学来的。

而菜单上的韩国拌饭、海鲜饼等韩式菜肴,是在那儿认识的韩国老太教给他的。

“青工”杭在洪在日本最熟悉的不再是车床和模具,而是灶台和锅勺。回到上海,他已不想再打工了。想自己做点生意,餐饮是跳进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

但为什么是家面馆,而不是其他?




金其刚在店里忙活


金其刚的店开在1990年,“(那时)我这种私人面店老少呃,国营的多”。

等到杭在洪回上海的时候,私人面馆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

16年间,上海的变化是惊人的。

而从一名31岁的青年,变成47岁的中年人,杭在洪心态上也有变化。

在日本十多年,杭在洪并不是为了再多赚钱,而是开始享受那里的生活。

随着语言能力提高,工作经验丰富,他的工资也有了很大提高,不需要再兼几份工作了。认真工作,品尝好吃的食物,得闲时出去旅行,他就像当地人一样闲适地生活着。


杭在洪在日本横滨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不曾想,晚上睡觉时,杭在洪开始梦到老邻居、老同事、老朋友,都是十几年没联系的人。

他发现自己想家了。

又正好碰上家里的房子要拆迁,杭在洪决定,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16年的行李也并不是很多,他装了几个箱子,搭船回上海。“一决定好,我就着手准备了。呆的时间太长,反而不留恋了。只是真要走的时候,不希望那么快,所以坐船,沿着日本内陆走一圈,想慢慢离开。”

回到上海,杭在洪和所有从日本回来的人一样,面临一个问题:接下去做什么。

推动他尽快做出决定的原因是,太太怀孕了。

“我们必须要有稳定的生活,不能坐吃山空。要么去稳定地打工,要么自己做。回来后我已经不想打工了,我想一家人天天呆在一起,小孩自己带。那么只有自己做小老板,开个小店最合适。”

也曾考虑过居酒屋,甚或更高级的料理店,但那需要生鱼片等生食料理,对食材要求很高,一不小心就会有食品安全问题。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现在更多是求稳。我们普通人想做的,就是大众的料理,让街坊邻居可以吃到健康安全的食物。而我们全家,也在这里吃饭。”

杭在洪说得很坦诚,在他31岁时,并不爱冒险的他去冒了次险。而接近50岁,本能地会选择更为稳当的生活。

在这种微妙的感觉上,孙桑和杭桑要惺惺相惜了。

孙林泉在自己开的面馆里


孙桑,名叫孙林泉,他开了一家“霸气”的黄鱼面馆。1996年,孙林泉从日本回来后,开过酒吧,做过生意,炒过股票。而在50岁的当口,他突然想找件事情做做。“我希望这件事可以做蛮长辰光,不要像投机生意一样,东一枪西一枪,要有种踏实感。”

面馆真的是最具踏实感的生意了。一碗碗面实打实地烧出来,端到客人手上,收来一份份钱。等到这一天熬出的汤全部卖完,他就关起店门。

儿子小的时候,杭在洪在面馆的一角放了张婴儿床。现在,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因开着面馆,杭在洪真的实现了一家人天天在一起、自己带孩子的梦想。

“即使我以后能开分店,这一家也不会关。因为这不只是店,更像是我们过日子的家。”


杭在洪坐在自己的店里,心满意足。


时间倒回1993年,杭在洪递上赴日的签证申请。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但他做了一个决定:即使签证批不下来,他也要辞职。他想和朋友们一起做点小生意。他们甚至在大柏树看了门面,想开一家面馆。

为什么是面馆而不是其他生意?

“那个时候,其实什么生意都好做,服装生意,卖菜,批发……但这些我们都没接触过,吃不准。我这个人欢喜吃,心想开面馆比较简单,只要去学怎么烧浇头就好,容易上手。而且大柏树那里是居民区,大家总归要吃的。”

那时,他手头有40万日元,是为了留学七拼八凑借来的。那是改变人生的启动资金。

一切都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兜兜转转,此刻的人生,和20多年前的,牵上了头。


 写稿子:顾筝/画图画顾汀汀/

拍照片:杨 卓 /片子:杨 卓/

拿摩温:陈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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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编辑|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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