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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武夫当国时代的“柔暗”总统

2017-09-13 21:44     国际     来自:牛人趣事

作者=刘宜庆

来源=《同舟共进》



黎元洪是晚清海军出身,曾戏言自己“不怕水,怕火”。他顺应辛亥革命的浪潮,在波谲云诡的北洋时代,三任副总统,两为大总统,进退之间,是他面临的历史困境。他并非手握军权、拥兵自重的军阀,也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党魁,“得意时各派争相推戴,失意时各方弃如敝屣”。处于历史夹缝中的黎元洪,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几度登上权力的巅峰,又是在怎样的境遇下跌落?

被逼当上首义都督

黎元洪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人称“黎黄陂”。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艇在大连湾附近遇敌舰,军舰被炮击下沉,他跳海逃生,在海上奇幻般漂流数小时后,被海浪推到了岸上。获救后的黎元洪得到张之洞的赏识,从海军转为陆军,一帆风顺。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胜利后,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便通电全国呼吁响应,而建立政权的焦点,无疑是军政府都督的人选。黎元洪时任武昌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在湖北新军中是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将领,在军界素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尽管在推举过程中众人意见不一致,最终黎元洪还是获得了各方力量的赞同——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对革命人物多少有过暗中保护,被视为思想开明的清军将领。


民国小报中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起义当晚,黎元洪藏匿在参谋官刘文吉家的床底下,被革命党人揪了出来,于是,“床下都督”的称号不胫而走。在被拥戴为都督的几天里,黎元洪呆若木鸡,不吃不喝,“很想一死了之”。这种表现令革命党人犯难,他们不得不多次威逼黎就任。后来,起义的形势发展逐渐有利于革命党,在湖北立宪派领袖汤化龙的劝说下,黎元洪终于认清了形势,剪掉辫子,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


不过,黎元洪被逼出任都督,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亲历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这样记述:“当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黎元洪在1912年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副总统,兼领鄂督。然而辛亥革命十年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嘲讽。小说中,阿Q走进钱府,正好目睹“假洋鬼子”唾沫四溅地显摆:“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洪哥”指的便是首义都督黎元洪。


1913年,黎元洪再次当选为副总统。大总统袁世凯忌惮黎元洪在地方坐大,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湖北代理都督,迎请黎元洪到北京就任。黎元洪赴京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湖北。

与袁世凯“耍太极”

1913年12月,黎元洪一行到达北京,受到了隆重接待。他乘上了当时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世凯本人偶尔乘坐外,之前只有孙中山来京时坐过一次。


黎元洪离开了湖北,一无军权,二无嫡系。即便这样,袁世凯对黎仍心有戒备,把他安置在中南海瀛台。黎元洪一家住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出行的瀛台,表面风光的副总统,其实被这缓缓流淌的湖水困住了。黎元洪女儿黎绍芬在《黎元洪事略》中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我父是副总统,后又兼任参政院院长,月薪三万元。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但黎元洪不急不躁,不亢不卑,他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黎性格宽厚,袁世凯表面忠厚,内心奸诈,擅长玩弄权术。由此观照两人的关系,黎“柔”袁“硬”,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样,牙齿硬而利,舌柔而软,结果牙齿掉了,舌头完好。黎元洪就像太极高手,将各方的猛烈刚强之力轻轻卸下,自己却毫发无损。


袁世凯想当皇帝,首先得试探一下副总统的想法。一次,袁世凯问黎元洪:“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怎么看?”袁世凯话音刚落,又补充了一句:“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听后,神情严肃地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您如果做了皇帝,如何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两人都心知肚明,此后再也不碰这个话题了。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靠联姻,天下有权势者多半成为了袁的亲家。1914年,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久(11岁)与黎元洪的次女黎绍芳(8岁)订婚,大总统与副总统结为亲家,可谓空前绝后。但这桩政治婚姻是一出悲剧,后来黎绍芳得了抑郁症,精神失常,于1945年病故。


随着“筹安会”的成立,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变得公开化,黎元洪心下不满,只好以辞职的方式表示不合作。1915年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务,要求回原籍休养。袁世凯不同意,倍加礼遇,以10万元购得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顺水推舟,全家搬了进去,从此闭门谢客,对时政不发一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认为这是一个紫气东来的吉日,决定在这一天正式接受拥戴称帝。三天后,袁世凯发布了他称帝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一向“柔暗”的黎元洪此时硬朗起来,明确表示不接受。袁世凯的文武百官自然乐意当说客,册封令颁布后,在国务卿陆徵祥的带领下,纷纷到东厂胡同黎宅祝贺,有的还直呼“亲王”。黎元洪对他们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致生无以对待国民,死无以对待先烈。各位祝贺,实愧不敢当。”说完,避退内室,留下满堂说客面面相觑,只好悻悻而去。每当紧要历史关头,躲避是黎元洪的妙招,屡试不爽。


随后黎元洪又命手下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亲王,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对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黎元洪大事不糊涂,坚守共和底线,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他能够寸步不移,实属难能可贵。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亡。按照约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因故出缺时由副总统代理。在三天内,黎元洪、徐世昌等开启袁世凯留下的石室金匮,取出黄色绸缎包裹的“金简”,信封上书“中华万世”四个字,信封内是一份三折的嘉禾金简,首页是“兆民托命”四字,内页上依次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底页为“中华民国四年仲秋书 袁世凯”的字样,上盖“中华民国之玺”。

黎元洪成为袁世凯之后排名第一的大总统人选。他非北洋嫡系,亦无军队实力,对手环伺,如何在诸多北洋军阀的虎视眈眈中坐稳总统宝座,真是一个难题。被推到了前台的黎元洪,接下来要应对的,便是有“北洋之虎”称号的段祺瑞了。

黎元洪、段祺瑞的“二人转”

自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实行内阁制,凡阁员进退、疆吏任免及大政方针都由总统发布命令,由国务总理副署。若总理不副署,总统命令无效。总统与总理,内阁与国会互相牵制,对于希望大权独揽的北洋军阀们来说,极不习惯民主共和这一套,于是闹剧屡屡上演。


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黎、段之间最初的矛盾是因官员任免而起,随后在与德国断交、宣战问题上矛盾激化,被称为“府院之争”。

段祺瑞总理主持内阁,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在内心深处对黎元洪颇为轻视。段祺瑞偏爱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很多事情让徐代办;而徐树铮偏偏是个恃才傲物的将军,成为府院矛盾的一大制造者。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总统印,黎问起其人的履历,徐竟然回答道:“现在实行内阁制,总统您何必多问,我很忙,您还是快点盖印吧!”黎愤怒地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


黎元洪是不甘心做段祺瑞内阁“橡皮图章”的。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内阁,背后分别有美日两个大国的支持,在是否对德国宣战问题上,矛盾愈演愈烈。1917年3月4日,段祺瑞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断交咨文上盖章,岂料遭到黎的拒绝,段碰了硬钉子,异常恼火,一气之下跑到了天津。黎元洪只好找冯国璋和众议院院长汤化龙出面调解,段祺瑞这才返京。三天后,段祺瑞和冯国璋到总统府,向黎元洪陈述对德国断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黎元洪这次没有反对,随后众议院、参议院分别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表决通过。


第一个回合中,段祺瑞赢得漂亮。但接下来对德宣战的环节却变得复杂了,这牵扯到北洋政府与南方孙中山的关系,光国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党派就够段祺瑞处理了。为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手下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又让人写下对德宣战书,要求总统盖印,黎元洪为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


就在段祺瑞和“督军团”为获得国会议员对德宣战的支持积极运作之时,却节外生枝,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段祺瑞的弟子)暗地组织了几个“公民团”,强烈要求中国对德宣战。


5月10日下午,众议院讨论宣战案,不料忽然冒出两千多人的各种公民请愿团体,看到议员走过,就强塞给对方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这些凶悍的“公民”情绪激烈,动辄老拳相加,十几位议员被打。看到场面失控,情急之下,议长汤化龙让段祺瑞内阁内务、司法两总长到会接受质询;另外打电话报警,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赶到,劝说“公民团”代表先行撤退。当吴炳湘以为已完成任务,回去复命时,“公民请愿团”的几个人唯恐天下不乱,向议院扔砖头瓦块,一块石头还砸中了一位日本记者的脑袋。段祺瑞担心引起外交纠纷,不得不下令吴炳湘出动骑警清场。


原来这些摇旗呐喊、花样百出的请愿者,都是“群众演员”,是用钱雇来的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傅良佐本想帮助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方案快速通过,结果帮了倒忙,戏演砸了。 “公民请愿团”在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段祺瑞内阁第二天就解体了,外交、司法、海军、农商等五总长辞职。但段祺瑞仍倔而不辞,宁做“光杆总理”也要撑下去。


当然,段祺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17年5月21日,在京的督军代表由孟恩远领衔,具呈黎元洪,认为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将会导致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要求“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倍受压抑的黎元洪开始出招了。5月23日,黎发布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黎通电各省,阐明“迫不得已”罢免段祺瑞的原因,希望段仍“内外一心,共图国是”。然而段祺瑞仍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随后赴津,以退为进。


至此,“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占了上风,然而对手也不甘示弱——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远在徐州的张勋,这个效忠大清的“辫帅”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时机,带领五千辫子军北上,借口是调解“府院之争”。张勋北上的动机,段祺瑞当然明白,他趁机利用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要解散国会,对黎元洪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当年袁世凯尚且不敢,只能解散国民党,令国会人数不足开不成会。6月13日,黎元洪在举笔签字解散国会的命令时,迟迟难以下笔,堂堂一介总统,竟无法收拾局面,黎签字后,掷笔长叹:“天欲灭我民国也!”


是年6月14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京城里弥漫着大清复辟的气氛。7月1日,张勋果然让溥仪穿上了久违的龙服,“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前清遗老“老怪物”梁鼎芬奉命来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黎元洪厉声喝道:“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自讨没趣,一言没发走人。


黎元洪坚守民国最后的尊严,坚决不交权,总统府仍是五色旗飘扬。黎暗地签发总统令,恢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令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马厂点兵,军队一到北京,张勋等复辟势力立马作鸟兽散。事成后,段祺瑞派人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职,此时的黎元洪却自称“堕溷之花”,绝不“再登茵席”。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离京赴津,他特意嘱咐汤化龙转告段祺瑞:我出京,若段不放心,可命曹锟监视我,我决不离开天津。在这个“二人转”的政治舞台上,黎、段无论谁下野,想必在台上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黎元洪住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自此“息影”津门五年之久。其间,西南军阀反对段祺瑞的风潮乍起,段担心黎元洪被西南方面利用,特地派人到天津接他回京。但既然出了火坑,断无再往里跳的道理,黎元洪以“四不主义”作答:“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当时天津遭遇洪水,段又派人劝黎元洪入京避水灾,黎元洪幽默答道:“我不怕水,实际上怕火”,“正因为大水之故,忙于救灾救民,分身乏术,无法进京”。

再任大总统,遭受屈辱

1922年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辞职。曹锟领衔十省区督军省长联名通电,吁请黎元洪复职,并恢复1917年解散的国会。顾维钧观察说,政界人士都知道:“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9月19日,黎元洪以王宠惠为内阁总理,正式组阁。


10月11日,国会两院开会,黎元洪和全体阁员到会祝贺,孰料遇到议员的当头棒喝。正当议长吴景濂致开幕词时,国民党籍议员邹鲁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质问:“坐在总统席上的是不是黎元洪?”吴景濂确认后,邹鲁当场发飙:“黎元洪解散国会,就是背叛民国,当然失去当大总统的资格。今天哪能准许他坐在大总统席上?赶他出去!”一呼百应,质疑、发难声四起:“黎元洪只是平民,凭什么资格出席国会?”“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贺词!”


黎元洪二任大总统,就在棒喝与质疑声中过了大半年。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利坐上总统宝座,但他急不可耐想赶走黎。黎元洪虽是毫无实权的签字总统,但也不甘心被人赶下台,他立马联合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但这难不倒曹锟,他也下令直系的阁员拆台。于是,一场“逼宫夺印”的大戏上演了。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几日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这一幕,对于黎元洪来说似曾相识——当年段祺瑞部下暗中操纵请愿团,向国会施加压力,如今的抗议示威轮到了自己头上。黎元洪横下一条心,就是不下台。面对这个“钉子户”,曹锟使出了下三滥的手段:断黎宅水电。黎元洪大怒,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如夫人黎本危,随后乘专车离开北京。


两次出任大总统,两次无奈出京。冯玉祥对此评价:“黎上次之走如彼,今次之走又如此。堂堂总统稍遇困难,便图一走了事,未免太无责任心也。”空头总统,身处北洋军阀的夹缝中,试图守护民主共和的试验田,却挡不住军阀武夫以及无耻政客的践踏,无奈之下,只有走为上策。


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等待他的是直隶省长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二话没说,军警们包围了专车并卸下车头,黎元洪插翅难逃,在专车上被禁锢11小时,被逼交出印信。黎元洪激愤之下欲拔枪自杀,被随员眼疾手快抢救,没有打中要害。总统当到这个份上,悲哉,悲哉!


经过这样的屈辱,黎元洪仍试图东山再起,但大势已去,回天乏术,只好认命了。通过贿赂议员当上总统的曹锟好景不长,也免不了受到“黎元洪式”的屈辱——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软禁曹锟。曾力捧曹锟上台的王承斌逼迫曹辞职,曹看到前来逼宫者,正是一年前拦黎元洪专车、夺总统印玺的王承斌,心中黯然。去年发生在黎元洪头上的屈辱降临在自己头上,此情此景,好似报应。

黎元洪之死及其身后事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患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4岁。


章太炎发来唁电 “天崩地垿,薄海同悲”,并在上海为其设奠,作《祭大总统黎公文》。不久后,章又作一联挽黎: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从这幅挽联可看出章太炎对黎元洪的推崇:黎“首倡大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与明太祖相比拟。章太炎还认为,民国“法统”系于黎元洪一身。居正赠挽联:“奠定河山,出为霖雨;炳灵江汉,上应星辰。”对黎元洪的一生给予了极高评价。


黎元洪死于1928年6月,正值北洋政府终结之时,国民党北伐奠定了新的格局,距张学良东北易帜还有一步。黎生前做总统经历屈辱,身后极尽哀荣。


1928年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黎元洪举行国葬,修建专墓,并派国民政府专员致祭。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卓刀泉,这是黎元洪在武昌起义面对清军反扑血战之地,是他走向民国政坛的原点,也是他的终点。


黎元洪的时代落幕,但他遭受的屈辱仍然未完。世事如同一场大梦,谁能料到身后三十年之后的狂飙呢?1966年,黎元洪墓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当地公安将此事告知湖北省博物馆,博物馆的人无法制止,只能依据“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说服红卫兵将随葬物品交给博物馆收藏。黎元洪墓被毁后,墓园被夷为平地,林勘院先后在上面建了两座办公楼。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为黎修了个空冢。黎元洪的一生,让人想起《廿一史弹词》所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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