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教育> 这所只存在八年的大学,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这所只存在八年的大学,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2017-05-20 11:51     教育     来自:牛人趣事


来源 | 拾遗(ID:shiyi201633)

编辑:学妹


导读


“刚毅坚卓”——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这四个字,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惊心动魄中国壮史的一个注脚。


1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西南联大师生在“长征”路上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陈寅恪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只“呸”了一声就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以蛰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以蛰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湖南常德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2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先生(1889-1962)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先生一家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先生在治印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3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前排左三蒋梦麟先生,左五梅贻琦先生


西南联大校徽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4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教授会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从文先生(1902-1988)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校的决定:聘请“乡下人”沈从文为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再差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


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他是作家,没任何学术著作。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我看的是才华”。


唯才是举,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先生说。


何兆武先生(1921-  )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正因如此,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这些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代表作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


5


1939年,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以战争为由,要管制西南联大,“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选择人才的自由。”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晚年贺麟先生(1902-1992)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思想之独立”。


1941年,教育部强制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学生马灿华撰文说:“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


1942年,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最终,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独立、自主与尊严。


晚年傅斯年先生(1896-1950)


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于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劝其保持名节:


“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议政。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有4位: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而这四位,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一次,蒋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当局寄来路费,邀他再去重庆,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后来,不少专家这样总结:“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保证了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他在解谜时这样说:“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


6


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冯友兰先生(1895-1990)


如贺麟欣赏王阳明“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很受学生尊重。旁听,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这样评说联大“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西南联大图书馆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诗人郑敏说。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郑敏说。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静静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一看,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飞快书写。跟着,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几个人越争越烈、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这样的“师生争论与打擂”在联大随处可见。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


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清华教授郑林庆,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联大师生庆祝抗战胜利


7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西南联大纪念碑


西南联大原教室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点杯茶,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他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在联大这几年,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也要抬头学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不给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联大老师,就这样从小事中将“士”之精神传递给学生。


西南联大纪念碑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


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


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西南联大校歌



推荐


做梦都想成为SPSS高手,前提是学好统计学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老师为您指导,

购买课程还免费赠送作者图书

我们重点推荐这订阅课



▼点击阅读原文,可报名此订阅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