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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汉和郑州为啥能这么牛?

2017-03-14 09:42     国内     来自:瞭望智库


正在召开的2017年全国两会上,“国家中心城市”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谁能成为下一个新晋“选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提名”名单上,已出现杭州、西安、长沙的名字。


引发此番关注的最新背景是,除了早年获批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这五座国家中心城市,2016年至今,成都、武汉和郑州先后闯入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序列。 

                    

正在建设“中心”的道路上疾驰的他们,有何城市特质以及承担怎样的国家使命?


文 |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叶含勇、李力可、冯国栋、李思远、刘怀丕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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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核心带动”的国家使命




高珲家住成都龙泉驿,上班在德阳,每周往返一次。


这名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川西采气厂的职工在成绵乐高铁上完成了他的“两点一线”,“平均半小时一趟,最短发车间隔仅8分钟,和在成都上班没啥区别。”


2016年7月,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蛟龙600”总装下线,王焱滨很骄傲。


因为这架“国之重器”身上,有两大关键宝贝是“成都智造”,尤其是令其“耳聪目明”的通信导航系统中,有近20个设备是他所在的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自主研发。


高珲感受到的便利,王焱滨发自内心的幸福,置于中央赋予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国家使命和“核心带动”打造世界级成渝城市群的大格局之上,更显珍贵。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作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津的成都,如何激活和扩容城市的创新“家底”,加快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如何发挥“核心带动”使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如何构建内陆地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开放大通道?


如今,距离中央制定《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已近一年时间。成都正面临周年考。


2016年7月23日,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路两栖飞机“蛟龙600”在广东珠海总装下线。作为“眼睛和耳朵”的通信导航系统和机头是“成都智造”


“成都智造”撸起袖子加油干


2016年7月23日,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蛟龙600”总装下线,与大型民用客机C919、大型运输机运-20并称“中国大飞机三剑客”。


除了作为“眼睛和耳朵”的通信导航系统,“蛟龙600”的机头也是“成都智造”。中电科总设计师王焱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仅“蛟龙600”的通信导航系统,就有近20个设备是中电科自主研发。其中,在“听力”构建上,“蛟龙600”实现了“无线电接口的全数字音频”等多项创新突破。


“此类国家重器的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因何能‘花落成都’?”在王焱滨看来,“成都的人才供给为这个领域提供了很好的支撑。”“蛟龙600”团队的骨干研发人员,此前亦是“C919”大型客机关键部件研发的核心研发主力。


从直刺苍穹的“歼-10”,到叩问深海的载人深潜器“蛟龙”,再到探秘太空的“神舟”“天宫”系列,王焱滨对多个烙下“成都智造”印记的创新产品如数家珍。


在过去一年,成都以创新、改革、开放、人才“四轮驱动”,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民深度融合创新“两个通道”,加快培育和转换城市发展动能。


在政策引领与环境营造下,成都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铺天盖地”,而且“顶天立地”。


据统计,2016年成都新增科技型企业1.2万家,同比增长9.1%;全社会研发投入258亿元,同比增长16.8%;发明专利申请量3.9万件,同比增长32.6%;高新技术企业达2098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8387亿元,继续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保持前列。


成都还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唯一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专利保险试点的双示范城市;四川大学、郫都区、中国电信(成都)入选全国首批28个双创示范基地,成都因此成为全国唯一具有校地企三类示范基地的副省级城市。


据四川省统计局数据,2016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2170.2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稳中向好、活力增强,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成绩的背后,是科技创新这只无形“臂膀”。


2017年,成都定下了创新驱动,“一业(工业)定乾坤”的小目标:力争实现全社会R&D(Reserch &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达290亿元;新增科技型企业12000家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8700亿元以上,技术交易额48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9%以上;全市专利申请10万件以上,发明专利申请4万件以上,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6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


“如何从更深层次激活众多科研机构的创新‘家底’,整合内外创新资源,是成都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必须认真作答的课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成都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


“核心带动”国家级大都市圈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成都要发挥核心带动功能,加快与德阳、资阳、眉山等周边城市的同城化进程,共同打造带动四川、辐射西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而行动其实早于规划。


两年前,成绵乐高铁作为西南首条城际客运专线投入运营,构建起一个城际往来的“1小时高铁交通圈”。这条穿越成都平原最方便、最快捷的新通道,让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峨眉山、江油沿线的2000多万人,实现了交通上的“同城梦”。


每周五,高珲手持一张中铁银通卡,不用买票就可直接刷卡乘车。这是中铁为方便经常乘坐成绵乐高铁的旅客推出的一种类似公交卡的支付卡,每列车上都为这些持卡人预留了10个座位。高珲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使用中铁银通卡的乘客越来越多,他经常都没有座位。


2017年1月5日,成都和德阳之间的城际动车加开到每天22对,平均半小时一趟,最短发车间隔仅8分钟,实现了公交化运行。相隔45公里的两座城市,在时间上拉近为27分钟,成德“半小时经济圈”已然形成。


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同城化带来的便利。家住乐山的冯女士每个月都要到成都购物两三次,“以前几个月都去不了一次,但现在一个月能去几次。”


在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看来,以成绵乐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快速通道,在拉近成都与周边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还将很好地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重构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促进城市间“一体化”发展。


“‘1小时生活圈’和‘1小时经济圈’将会加速形成,这对统筹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汪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同城化不仅体现在交通层面,还需要在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协同。西华大学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何东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站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起点上,如何拓展外部空间,处理好与成都平原城市群其他7个城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是对成都智慧和胸怀的一种考验。”


作为四川“首位城市”,成都从未忘记“核心带动”的国家使命。成都市委提出,在区域层面,将推动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更好引领带动西部发展,打造世界级成渝城市群,同时,提升成都平原城市群同城化发展水平,形成大都市区格局。


自《成都德阳绵阳规划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成都已先后与德阳、资阳等多地签署合作协议,在规划体系建立、交通建设、工业发展、旅游合作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深度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目前,成都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眉山市、雅安市、德阳市合作共建的成阿、成眉、成雅、成德合作园区已全部建成,正在开展产业落地,为支持藏区脱贫攻坚而与甘孜藏族自治州合作共建的成甘工业园,正在抓紧建设中。公共服务方面,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等8市已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德阳、资阳等城市也纷纷将与成都同城化发展作为“一号工程”。德阳市委书记蒲波认为,成德同城化是德阳未来跨越发展的根本出路,“我们就是要举全市之力、聚全市之智,按照区域规划、交通建设、通信设施、城市品质、产业布局、政策机制‘六个协同’路径,加快成德同城化的步伐。”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地上的灯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会说话。


1992年,成都平原城市群夜间灯光最亮的是成都,其次是绵阳,其余地市的灯光则像星星一样零星散布。


2002年,成都的光亮比10年前大了一圈,成都和绵阳之间,呈现出一条模糊的光带。


如今,被万家灯火均匀笼罩的成都平原城市群8市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占全省比例超过60%,总人口超过3700万,占全省近一半。


一辆联调联试的动车驶过成绵乐铁路客运专线青衣江特大桥


不沿江、不靠海、不沿边的开放之道


成都市区以北20余公里的成都国际铁路港里,国际班列汽笛声不绝于耳。


2016年,有520列国际班列来往这里,把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货物运抵境外。这里成为国内最为繁忙的国际铁路港之一,2017年预计将开行国际班列逾千列。


作为不沿江、不靠海、不沿边的典型内陆城市,成都如今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前哨”。这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密不可分。


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表示,未来的世界经济版图由两大经济圈构成,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重在互联互通,而且是对全球开放的系统。


“成都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黄金交汇点,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打通成都所有对外通道。”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主任陈仲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6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在成都、重庆、郑州等八城同时举行统一品牌中欧班列发车仪式。从成都出发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第一个抵达欧洲终点,较其他中欧班列提前4天左右抵达终点。


依托蓉欧快铁项目,成都顺势提出“蓉欧+”战略,构建“两港三网一枢纽”立体式国际化物流体系,加快建设成都国际空港和国际铁路港,拓展国际国内陆上物流网、空中物流网和空中人流网,打造“服务西部、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国际物流枢纽。


如今,“蓉欧+”让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的功能优势辐射到国内国际更多地区。国内端,相继开通了“厦蓉欧”“深蓉欧”“昆蓉欧”等互联互通班列;国际端,已延伸至德国纽伦堡、荷兰蒂尔堡、波兰库特诺等地。


“蓉欧+”不仅改变了国际物流运输格局,更有产能转移和产业升级。TCL、飞利浦、联想、戴尔、DHL、神龙汽车、宝马汽车……搭乘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的大企业客户不断增多。


据成都海关统计,2016年搭乘中欧班列蓉欧快铁的企业数量已达约1200家,近3年来已累计运载20多亿美元货物出口。


如今,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已形成至波兰罗兹“中线”、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南线”、至俄罗斯莫斯科“北线”的三线并行格局,构成了“一主多辅、多点直达”的跨境班列网络,构建起我国西部面向欧洲和泛亚的国际物流枢纽。


2017年,成都计划开行国际班列达1000列以上。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带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国西部地区的交通,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前景广阔。


国际铁路枢纽加快“跑”,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也在加速“飞”。2016年5月,定位于国家级航空枢纽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建,将于2020年建成投用,届时成都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中国第三座“双机场”城市。


截至2016年底,成都的国际地区航线数量为95条,是中西部国际地区航线数量最多的城市。2017年,按照成都市规划,在确保开通洛杉矶、纽约直飞航线的基础上,力争开通亚的斯亚贝巴、奥克兰等定期直飞航线,同时推进温哥华、罗马等航线开行工作。


而根据成都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成都的国际地区航线总数将达100条以上,其中直飞航线70条以上。


对外通道日益完善、高效,推动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来自成都商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成都实现进出口总额2713.4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全国11.9个百分点,进口和进出口增速分别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和第二位。


在成都市商务委看来,站在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前沿,成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成都制造”“成都服务”“成都品牌”的国际市场空间,加上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四川自贸试验区获批等机遇,都为成都发展开放型经济增添了动力。


而在普华永道中国税务与商务咨询合伙人徐闻看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深度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成都面临的重大机遇,同时也是考验。


2

武汉:发力“长江时代”




武汉新港阳逻港集装箱码头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是江城武汉近些年的夙愿。


“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汉口开埠之后,对外贸易曾与上海并驾齐驱,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武汉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城市经济实力长期位于全国城市一线行列。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武汉这个处于国家地理位置中心的城市,逐渐走向边缘。


倔强的武汉人总是“不服周”。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武汉市长向参加湖北团审议的中央领导发出这样的声音:“武汉在哪里?”似乎从那时起,武汉的位置感日益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2011年,武汉市第12次党代会提出“复兴大武汉,举全市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3年,武汉市通过《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纲要》,具体明确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方案步骤。


2017年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出台文件,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如今的武汉,如何借助“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东风,实现城市格局向“长江时代”的跨越,重返全国城市“第一梯队”?


“九省通衢”升级


初春,武汉新洲阳逻港一片繁忙。巨大的门机、桥机正开足马力装卸货物,集装箱堆叠如山,等候载货的集卡车也排起了长队。作为湖北省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这里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结合点。


阳逻开发区管委会港口物流办主任胡先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港口三期建成运营,港口吞吐能力达到220万标箱,阳逻港已经迈入世界内河集装箱港口第一方阵。


而且,数据显示,港口辐射带动能力正在进步增加。2016年,在本地外贸集装箱负增长5%的情况下,通过的内贸箱和中转箱实现逆势增长6.5%。2017年1月份,港口中转量达到总量的50%,湖南等邻近省份货物都选择在阳逻通关。


“九省通衢”的交通区位,是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一大核心资源。


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已纳入国家战略。为打破货物流通间隙和梗阻,湖北省还谋划以武汉为核心枢纽、整合全省航运资源。


目前,包括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等鄂东五市的第一阶段整合正逐步完成。


不过,昔日因水道通达而万众汇聚的武汉,如今并不独独依赖于水路,而是正在发展成为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


“通过资源整合,结合铁水空多式联运,武汉将重塑‘九省通衢’的辉煌。”武汉港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宗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国家公布的“八纵八横”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中,多条高铁呈“米字形”穿过武汉,在5小时以内,武汉便可通达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


此外,武汉天河机场第二跑道建成启用,加上即将完工的第三航站楼,武汉的航空瓶颈已经打通。


以1000公里为半径,可覆盖全国10亿人口和90%的经济总量,水陆空立体交通的发展,将使武汉得以发挥其地理上的中心枢纽的天然优势。


武汉在全国交通布局中的地位上升,不仅体现在联通国内上。


目前,连接武汉与亚欧7国的汉新欧班列,每周数班往返,武汉由此成为内陆对外物流的“桥头堡”。


“武汉综合交通运输,进入了对接全国、联通国际的新阶段。”武汉市副市长刘立勇说。


“大通关”正在补齐武汉对外开放的“短板”。近年来,国家全面实施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作为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积极参与上海与中部六省口岸打通关合作联席会议机制、泛长江三角地区检验检疫机构合作机制,实现“属地申报、口岸验放”。


国务院近期公布的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中,实施范围达71平方公里的武汉片区,是湖北自贸区的核心部分。不少专家表示,“武汉片区无疑将给国际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2016年,武汉还成为中部唯一获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十二五”期间,美国、英国、韩国等纷纷在武汉开设总领事馆;直飞国际和地区航线增加30余条,武汉成为中部首个72小时过境免签城市;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7.4%,在武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达到230家。


“新”意倍增


然而,仅有综合性交通枢纽“利器”,并不足以肩负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任。


“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全球产业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复兴大武汉”的内核。


时间回到2008年。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刚刚横扫世界,国内外制造业增速趋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加,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作为工业之城和制造业之城,武汉同样面临着危机后的破局难题。


那一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为3960亿元,排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八位。如今,武汉GDP总量在15个副省级城市位居第四,是中部唯一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


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武汉如何崛起为中部的经济高地?


2011年,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工业倍增”计划,一面对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一面在战略新兴高端产业开辟新的战场。


与不少城市工业升级面临的问题不同,以武钢、武重、武锅等一大批实力派制造企业蜚声国内外的武汉,其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并非单一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技术能力。


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案例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这家国内首屈一指的船海工程机电设备制造企业在承接挪威客户的一批桥梁索鞍时,对方竟然提出桥梁的表面太粗糙,要求“像人的面部皮肤一样光滑”。“刚开始真的不适应,全欧标钢板焊接制造工艺难度非常大。”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汤敏说,客户的“倒逼”最终使得产品达到了要求。


汤敏说,传统的改革方向都是提升技术和科研能力。目前中国制造在制造的技术和工艺上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我们在产品外观、人性化设计以及机理性研究方面还有待“补课”。


共和国重工业曾经的明星企业——武汉重型机床厂(以下简称“武重”),也有类似的感悟。


近些年,武重研发出一批新型专业设备,包括用于采矿的牙轮钻机,用于地铁施工的盾构机,不断创造出行业作业纪录和销售纪录。


不过,这只是武重改革的一个方面,如今的武重,一方面发挥重型机床的传统优势,积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提升重型战略装备的技术含量;一方面,让用户决定产品标准,邀请用户参与设计,根据需求研发新的专业设备。


“新”似乎成为升级的不二法门。在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同时,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在武汉崛起,成为武汉经济崛起的一大支柱。


经过多年的发展,武汉东湖高新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烽火通信、长飞光纤等数十家本土“智”造企业扎根,IBM等100余家世界领先企业研发(创新)中心、共享中心争相落户。


新旧产业协同拉动,武汉经济结构调整效果逐渐显现。2010年,汽车产业首次成为千亿元产业,此后,武汉平均一年新增一个千亿元产业,现已形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烟草、能源及环保等五大千亿元产业。


武汉市经济总量也随之步上台阶,在全国城市排名不断“进位”。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日前公布的2016年武汉国民经济数据显示:武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912亿元,比2015年增长7.8%。这其中,以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比2015年增长19%、17%和19%。


工作人员在武汉烽火科技生产车间内作业


人才“洼地”缘何变“高地”


“新”意,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结构。


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夏里峰毕业后曾入职深圳华为,3年前,他携“卷皮”创意回汉创业,亮相当地著名的创业活动平台——“青桐汇”路演项目,创下当时融资额纪录。如今,卷皮网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独角兽”企业,在深圳、杭州、北京等城市均设立分支机构,员工超过千人。


2013年推出的“青桐计划”,是近年来武汉诸多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中的一个。百万大学生创新创业激情由此点燃。光谷青桐汇实施3年,超过60个大学生创业项目累计融资近18亿元,观摩人数超过3万人。如今,从光谷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楼宇,到遍布各区的“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创谷”,武汉创新氛围日益浓厚。


近年来,武汉有计划地加快培养引进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2012年,一个后来被称为“黄金十条”的创新创业新政在武汉发布。高校师生可以休岗休学,“下海”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以“七三开”,研发团队得70%,一时惊羡全国。


2015年,武汉启动“城市合伙人”计划,向海内外英才发出邀约,提供资金、优势政策,共做武汉城市创新发展的“合伙人”。目前武汉已经认定了包括13名国家千人计划人才的116名“城市合伙人”。


2017年2月21日,武汉市发布《关于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清单(2017版)》,提出凡企业吸纳技术,可按上年度实现技术交易额2%的比例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100万元封顶。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购买高校专利成果花了1000万元,即可申请20万元补贴。


诸多政策驱动下,武汉已经从原来“挖地三尺找人才”的“人才输出地”,逐渐成为人才回流的新高地。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说,从一线城市回流的年轻人正以每年20%的增长率增加,年轻人口新增率、净增率领跑中部,武汉已成为二线城市的“人才绿洲”。同时,每年留汉的大学生数量已经由2012年的8万增长至15万。


另一组数据是,2015年武汉净流入人口突破230万,在2009年,这一数据是74.45万,短短7年内,增加了超过200%。


人是万物之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无疑是人才。


在近日召开的武汉市两会上,武汉市正式提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计划5年内留住100万大学生,全力打造“大学之城”“青年之城”“梦想之城”“创新之城”。


武汉市市长万勇表示,未来5年,武汉继续推进招才引智工作。到2017年,武汉将引进10名产业科学家、100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新建实体空间300万平方米,新引进科技企业和创业团队300个。


从“一城独大”向“长江时代”跨越


2017年武汉两会期间,“长江新城”成为网友最为关切的热点词汇。继“中国光谷”“中国车都”后,武汉计划再打造一张世界级“城市名片”——长江新城。


在履新不久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看来,这个为武汉发展制定的“小目标”,直指在长江沿线打造第二个“浦东”。他说,城市格局要向“长江时代”跨越、建设“长江左岸大道”和“长江右岸大道”、立体式建设长江主轴,今后人们在中国看城市就到武汉来。


事实上,这也是武汉为建国家中心城市,根据自身优势和短板而定的“升级”规划。


国家发改委在《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充分肯定武汉发展优势,也明确指出武汉发展的“短板”:“一城独大”“大而不强”,“武汉城市圈”建设滞后,高端服务功能不足,辐射带动作用不够强。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吴传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发展空间来看,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布局聚焦武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重大改革发展试点落户武汉,多重机遇叠加,武汉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机遇期。


吴传清表示,和郑州相反,武汉在湖北乃至在中部,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总量都是“一城独大”,但是其对周边的辐射力却有限,离文件提到的“服务全国、连接全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补的“短板”。


找准“短板”也就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根据指导意见,武汉将着力增强辐射中部的现代服务功能,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构筑面向全球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国际知名的美丽宜居城市,全面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张清晰明确的发展“路线图”已经在武汉悄然展开:立足中游、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全面提升现代制造基地、服务高地、创新源地、开放平台功能,强化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及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强化支撑和承启作用,拓展沿江发展新空间,挺起长江经济带脊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3

郑州:建设“中心”的底气从哪里来




2016年9月10日,郑徐高铁通车运营,至此,郑州“双十字架”铁路枢纽正式形成


2月底,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挂牌试运行,又一国家级战略布局正式落地郑州。在此之前,近几年,已有十多个国家战略布局先后结缘郑州。


然而,最让这座中原城市振奋的,还是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和《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郑州市的经济总量仅排第15位。郑州,凭什么?靠什么?要补什么?


从铁路“心脏”到大枢纽


在传统观念中,郑州居于“天下之中”,域内登封市至今保存着世界文化遗产“天下之中”历史建筑群。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最大的优势和底气便是“天下之中”的“区位+交通”之利。


近些年,郑州不断挖掘“居中”区位红利,打造“米”字型高铁网,建设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拓展空中、陆路、网上三个向度上的“丝绸之路”,筑起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门户。


现代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得益于区位优势,京广、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交会,确立了郑州的铁路枢纽地位,郑州铁路货运北站作业量居亚洲之最。


如今,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正在加快建设,郑州晋级为高铁枢纽,强化了作为中国铁路“心脏”的地位。


目前,“米”字的一“横”一“竖”已通车,其余四条线路郑万、郑合、郑济、郑太都已开工建设。郑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剧凯锋说,到2020年,“米”字形高铁全部开通,从郑州出发,2小时可达石家庄、太原、西安、济南、武汉、合肥;3小时可达北京、南京、长沙、重庆;4小时可达上海。


利用综合交通枢纽优势,目前郑州依托国家一类航空口岸,打通了走向国际的空中走廊;依托郑州国际陆港、铁路国家一类口岸和多式联运体系,构建了以中欧班列(郑州)为载体的亚欧陆路走廊;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发展跨境电商,开启了国际贸易的网上通道。


北美的活体龙虾、南美的新鲜水果……坐包机而来,这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不鲜见。自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成立以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各类功能性口岸的开通,郑州已成为全球鲜活农产品集散地。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献波说,目前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运营的货运航空公司21家,其中外籍公司14家,总数位居全国第四;已开通客运航线187条、全货运航线34条,覆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


数据显示,2016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为45.7万吨,跃居国内机场第7位。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


2013年7月18日,从郑州至德国汉堡的铁路集装箱班列首次开行。中欧班列(郑州)实现由最初的一月一班,到一周一班,再到现今的每周去四程、回四程常态化运营。中欧班列(郑州)运营方、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赵松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欧班列(郑州)集货范围覆盖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内的23个省市区,过境中转业务延伸至日韩及亚太国家,河南省外货源占班列总发货量的75%,其中境外货源占比20%。


郑州经开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史占勇说,中欧班列(郑州)2016年全年开行251班(去137班,回114班),开行班数增长61%,总货重12.86万吨,总货值12.67亿美元,成为全国20多家开行中欧班列中唯一实现双通道(阿拉山口西通道、二连浩特中通道)、双向常态(每周“去三回三”)运行的班列,总载货量、境内集货辐射地域、境外分拨范围均居中欧班列首位。


以口岸建设筑起内陆开放高地,是郑州大枢纽战略走向国际的延伸。2014年以来,先后有8大功能性进口指定口岸落地郑州,包括肉类、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汽车整车、粮食、水果、澳大利亚供宰活牛、种子、苗木等。郑州已成为内陆地区功能性口岸最多的城市,并已形成航空、铁路、公路、邮政、跨境电商口岸及内陆指定口岸、特殊开放区域等“六类口岸”协调发展的口岸体系。


郑州市郑东新区


背靠大树好乘凉


2010年,富士康携手机生产项目入驻郑州。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的落户,迅速产生“雁阵效应”。


截至2017年2月底,该区吸引来智能终端及配套企业170多家,中兴、酷派、天宇等30多家已投产。2016年,郑州航空港区手机总产量达2.58亿部,比2015年增长约4000万部,占全球智能手机生产量的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并非郑州一城之功。


在《纽约时报》一篇解释“为什么苹果在中国生产iPhone及几乎所有的产品”的报道中,一名前苹果高管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作一点小小的改动?3小时就行了。”


郑州在智能手机制造业上的异军突起,是中原城市群庞大的配套产业的支撑。


2010年富士康携手机生产项目入驻郑州后,带动了与手机等智能终端制造业配套产业在中原城市群的兴起。目前,郑州、济源、新乡、焦作、平顶山等多地分布有上下游配套企业数百家。


尽管单体城市的实力尚显不足,不过,依托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庞大人力资源,以及中原城市群的互相协作,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可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有4000万人口的中原城市群包括以郑州为中心的9座城市,人口占全省四成,经济总量超过六成,是全国六大城市群之一。


郑州为更好发挥节点城市作用,围绕着建设大枢纽、大口岸,带动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辐射带动中原城市群,使大枢纽成为中原城市群的共有资源。


目前,中原城市群之间在1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的基础上,已全面升级为半小时交通圈。依托国家高铁干线,郑州东连开封、西接洛阳、北通新乡、南至许昌和漯河,加上已开通的郑州至开封、郑州至焦作两条城际轻轨,全部实现半小时左右抵达。随着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的建设,未来中原城市群“同城效应”将更加显现。


中原城市群的综合交通体系不仅体现在快上,而且还在功能上互补和协作。比如,为扩展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容量和空间,在郑州南100公里的许昌规划建设了异地候机楼,在许昌与新郑国际机场间以快速通道和城际铁路两种方式连接。届时,在许昌办理登机手续后乘轻轨20分钟内可到郑州机场登机;许昌的货物,半小时即可到郑州航空港装机。


与成都、武汉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晋成员相比,郑州在河南省的首位度较低,但是,这恰恰成为郑州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力的某种折射。


各城市各展所长,错位发展是中原城市群能够“结伴”融入“一带一路”的关键。对此,开封市市长侯红认识非常到位:“开封与郑州融为一体的‘郑汴一体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步,开封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发起建立‘一带一路’城市旅游联盟,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和市民休闲文化之都,吸引国际客流。”而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的洛阳,则充分施展其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基地和科研基地的作用,重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政策红利催活力


近30年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证实,郑州曾是夏商时期的都城。郑州市城区中心,坐落有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遗址。


现在,就在遗址东南20多公里外,一座规划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的航空城拔地而起,这里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频频起降的飞机、林立的建筑塔楼、步履匆匆的行人,走在郑州航空港区的大街上,人们最大的感受是忙碌。


这是国家战略带动郑州发展的一个缩影。继2013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之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原城市群、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示范工程城市、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等十多个国家级战略先后被布局在郑州。


在国家战略政策叠加的红利推动下,古老商都正在迸发新活力。


在航空港区北侧,紧邻的是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承接了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国家战略。


史占勇说,试验区探索形成了“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系统,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E贸易”信息化服务平台,实现24小时无纸化作业、智能化比对,具备每秒500单的通关能力,通关效率位居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郑州经开区2016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单量突破8300万单,货值64亿元,同比增长65%,进口保税模式走货量全国第一。征收关税6.5亿元,同比增长4倍。全年出口单量突破3000万单,同比增长5倍。


一栋楼缴税一个亿,在郑东新区这样的楼宇有30多栋。10多年前,郑东新区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如今长成了“金融城”,目前累计入驻金融机构288家。2016年,随着恒丰银行郑州分行、渤海银行郑州分行相继开业,以浙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入驻为标志,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银行、12家国有股份制银行全部落户郑州,42家省级保险分公司、61家证券期货机构先后入驻,实现了传统金融机构引进的圆满收官。


国家政策红利,无疑是城市发展的一大利好。然而,仅有政策红利,并不足够。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要“补课”的地方还有不少。


这个农历鸡年大年初六,郑州市就召开市委议事会,研究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工作。


郑州市总结了自身的五方面“短板”。这五方面,既有老问题,如城市承载力不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也有新问题,如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周边城市相比,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及部属重点院校等高等机构院所较少;既有经济发展问题,如产业结构不优,传统资源型产业占工业比重仍过大,也有城市治理问题,如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环境容量已经严重饱和,特大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开放合作等方面存在经验积累不够。


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说,郑州扛回来这么多“金字招牌”,的确振奋人心,更感觉到的是压力。郑州在认真研究总结,查找差距是什么,思考怎样补短板。国家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应看到的是“建设”二字,不能误认为郑州已成国家中心城市,而是要努力去建设。


针对郑州的特点和“短板”,郑州市发改委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十三五”末,切实奠定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基本建成国际物流中心、国家创新创业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国家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用10年时间,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实现整体跃升,郑州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全面实现,区域整体实力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引领带动中原城市群全面崛起。


附文:


成都、武汉、郑州因何被“提拔”




一棵大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就能够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一个城市在城镇规划体系中的层级越高,同样意味着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资源乃至文化财富


文︱刘士林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瞭望东方周刊”(ID:lwdflwdf)



北京国贸桥附近夜景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城镇规划体系设置的最高层级。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横空出世,它们或已拥“中心”之实或正在建设“中心”的道路上疾驰。如同在原始森林中争得了最高处的天空和阳光,它们一个个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国家中心城市不仅在观念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范畴体系和分类框架,也在中国的城市天空上绘出了一道更高更远更壮阔的新天际线,并在深层次上重构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


一次新的“提拔”和排队


首先,让我们看看已有的城市天际线是怎样被打破的。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首次设立了国家中心城市,并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列入其中。尽管这份文件只对国家中心城市作了性质和功能的描述,没有给出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但从首批入选的5个城市看,不外乎是“北上广+直辖市”。


但是,2016年以来,风云突变。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先是在《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接着,在2016年年底和2017年年初,发改委又在两份复函中把武汉和郑州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序列。


与此相随,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话题再次火热起来。迄今,坊间还在流传着10个乃至更多的备选城市名额,于是围绕着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如何选拔和认定国家中心城市、以及谁能成为下一个新晋“选手”,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本来一直相对稳定和平静的城镇规划,一下子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那些一直紧盯和追求此目标的实力派城市,更是“茶饭不思”、“度日如年”,成为各种小道消息的主要策源地。


根源在于,这不是一个概念游戏,也不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城市辛勤跋涉、努力奋斗的认可和奖掖,更是一个城市遇到的重大历史转机,是关于一个城市未来的规模、层级、地位、形象和前景的制度安排。


不同于欧美和拉美,与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中国已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城市化主要由市场主导、拉美城市化主要由西方主导不同,中国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引申言之,最高层级的城市自有最高层级的待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层级,不仅直接影响到它能集聚怎样的资源和人口,也决定着其经济生产方式和普通市民的精神面貌。由于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所以,很多城市争先恐后、全力以赴,也自在情理之中。


广州港南沙汽车码头


新“中心地”引发双重变奏


一棵大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就能够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一个城市在城镇规划体系中的层级越高,同样意味着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资源乃至文化财富。


简单说来,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所说的“中心地”密切相关。“中心地”,可以向居住在其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而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中心城市就是一个容积更大、磁力更强的新“中心地”,它的出现意味着城市政策、战略、人口、资源的一次重大重组,既是对每个城市的重新认定,也是一次全局性的再造。


先看空间。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角度看,目前的一大任务是补中西部和东北这两大短板。为此,国家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三大战略,并设立了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但由于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首位城市积累不厚、动能不足,因此特别需要通过提升首位城市层级,来实现“大马拉大车”。


在此背景下,西部先后确立了重庆、成都两个按国家中心城市层级安排的城市,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了两大支点。而此次武汉和郑州的脱颖而出,则可被视为是出于解决长江经济带“中部塌陷”和中原城市群“缺乏支柱”的战略需要。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4个省,中原城市群涉及5个省,它们一直处于“群龙无首”和“行政割据”状态,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建立高效的市场分工协作机制。在两大国家级城市群各布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对于结束此前的局面非常必要。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人是空间的存在物,城市是当代人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场所。一个国家的城市天际线有多高,每个城市的视野和事业才会有多大。从第一次设置国家中心城市开始,中国城市天际线的最高点已从5个、6个扩展到8个,这8个高点连同其四周众多的次高点,共同支撑起了一片更高更远的城市穹庐,绘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整体空间蓝图。未来的中国人将在这里仰望更高的星空、放飞更高的梦想,成就更非凡的伟业。


再说经济。当今世界的城市化是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大都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中流砥柱的意义。


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6》研究,目前中国36个大都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了全国的41.06%。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大都市中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更无需赘言。人口和经济总量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人口方面看,2015年中国人口为137462万,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达13971.35万,占比为10.1%。从经济方面看,2015年全国GDP为689052.1亿元,而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GDP总量已达到126917.91亿元,占比为18.42%。尽管一些城市从单个说来经济实力和人口总量也颇具分量,如深圳、苏州、杭州、南京、青岛、宁波等,但与国家中心城市相比,它们中的大多数其地位和影响力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目前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东部和中西部平分秋色,对于后者无疑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基础理论研究亟待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个国家中心城市前,都使用了“建设”二字,但是,又没有给出建设标准。在此背景下,人们只能从各种文件中去寻章摘句并发挥想象,这为各种过度阐释的滥觞大开方便之门,在当下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和歧义。


比如,有人提出“两级三类”说,把国家中心城市分为综合性国家中心城市(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和国家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中心城市)和特色性国家中心城市。表面上看,这自成一家之言,但实际上颇可推敲。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市场、信息、服务、文化、人口均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很难说哪个城市的影响是全球的而哪个城市的影响限于本土,不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只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区别。其次,把国家中心城市分为“全球中心”和“国家中心”很不恰当,这既不符合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也违背了开放发展的理念,更忽略了国家中心城市必定要走在开放发展最前沿的基本使命。再次,“特色性”一般比较适合描述中小城市,在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塔尖”上,尽管城市也各具特色,但更重要的是其枢纽和综合功能,把“特色”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明显有悖于其设置初衷。这都是由于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造成的。


国家中心城市开始设置至今已过去8年,但我们的政策和研究却明显滞后,以至于现在人们还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不是和应该怎么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还有人怀疑郑州、武汉是不是以及成都、重庆够不够资格等。就此而言,立足于国家战略和已有的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经验,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心城市基本理论研究并建立权威统计和评估系统,避免国家、城市、学者和媒体自说自话乃至“另搞一套”,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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